張悅悅1，何光喜2，張文霞2

　　(1.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系;2.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

　　2018年底，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引發(fā)世界輿論關注?；仡櫸覈茖W領域發(fā)展歷程，這類事件并非單獨個案。從2001年中國研發(fā)出世界首例人兔嵌合體引發(fā)國際爭議、西方媒體給中國科技界冠以“野蠻東方”(Wild East)惡名，到近年來干細胞試驗治療、免疫細胞治療亂象在中國屢禁不止，我國科技界每隔幾年就爆出一件類似的“冷門”事件(如2012年黃金大米事件、2015年黃軍就事件、2016年魏則西事件、2017年“換頭手術”事件)。有國際期刊指出，中國科研以“快”著名，卻缺乏相匹配的社會倫理約束，“先做事、后討論”的模式讓中國速度令人擔憂。這使得我國生命科學的某些領域雖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卻深受“形象問題”困擾：有的科研成果受到可信度的質疑，有的投稿被期刊“區(qū)別對待”，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部分新興領域科技產業(yè)化進程的停滯。

　　賀建奎本人及相關機構在事件中有明顯違規(guī)違法問題。除此之外，這類事件也暴露出我國科研治理思路亟需變革的問題。要想完成從科技“大國”到科技 “強國”的轉變，僅靠科研投入和產出上的增長遠遠不夠，建立經過嚴謹分析考證、對社會倫理價值取向有兼容能力并具有一定前瞻引導性的科技治理模式和價值理念同樣重要。這需要扭轉“先做事、后討論”的舊有思路，在科研和管理人員中樹立“邊做事、邊討論”的意識和能力，提高科技界與社會雙向良性溝通的能力。

　　一、“先做事、后討論”的思路曾助中國科技飛速發(fā)展，但會成為進一步發(fā)展的羈絆

　　“先做事、后討論”模式曾在一段時間內幫助中國迅速躋身世界生命科學研究前沿。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生命科學界還處于在基礎技術水平和核心科研思維上追趕歐美的階段，中國科研本身鮮有對國際科研“顛覆性”或“里程碑性”的進展貢獻，國內社會各界對科技發(fā)展的信任與支持程度處于較高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似乎并無對新技術展開社會討論的必要。中英合作的幾項實證研究表明，在千禧年之后的幾年里，中國主要憑借引進和參考西方對相關技術的現有管理辦法和倫理準則，就足以實現中國在科技方面的“立法飛躍”(legislative boom)。這種以借鑒為主的實用主義思維，不僅使中國科技界“節(jié)省”下更多的精力用于實際技術的發(fā)展，也使得中國的科研管理在話語體系上迅速與西方接軌。

　　這種看似“便捷”的管理植入，以及科技界與社會溝通能力的實質性缺位，使得中國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和治理體系缺少根植于中國社會的價值基礎，不利于中國科技事業(yè)取得更大的進步。隨著中國在部分科研領域里已經從“跟隨者”角色成長為“并跑者”和“領跑者”，每當外界對我國開拓性的科技進展產生的社會和倫理影響有所質疑時，我國科技界卻常常無言以對。慣常的應對措施是，在短期內對國內相關研究活動采取“亡羊補牢”式的“禁圍堵”政策，以期迅速消弭國內外質疑之聲。例如，2001—2003年前后，中國科學家對人兔嵌合體試驗的動機被國際科學界普遍誤解，于是中國全面禁止了相關研究，從而失去了在此類技術上的領先優(yōu)勢。2016年，魏則西事件后緊急全面叫停細胞免疫治療相關研究，卻沒有顧及到此舉會廣泛影響其他再生醫(yī)學試驗的進展。學術界已有詳細的實證研究，證明“先做事、后討論”的管理模式會助長“亡羊補牢式實用主義”(post-hoc pragmatism)的管理實踐，使得科研管理者在類似事件上屢屢陷入“危機管理”怪圈。

　　科技強國的領導地位并非僅僅來自于先進的科學技術，更取決于能否在行業(yè)標準、科研模式、監(jiān)管內容等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和治理體系上形成與社會價值需求相呼應、令人信服和信賴以及長期良性的“科技-社會”互動模式。我國科研管理體系雖然善于“進口”外國管理經驗和立場以回應具體質疑，但這種“打補丁式”的管理缺乏堅實系統的價值基礎。在諸如生命科學等部分領域，我國科研已進入世界前沿水平，部分科研探索必然會越來越頻繁地引發(fā)新的社會和倫理選擇。但“亡羊補牢式實用主義”管理實踐使得我國科技界尚缺乏對科研行為的社會倫理影響進行辨識、辯護、引導、監(jiān)督和糾錯的能力。生命倫理/科研倫理這類概念雖然廣受關注，但在科研實踐中卻鮮有作用。不論是2015年對黃軍就人類胚胎基因編輯論文引起的國際爭議的事后辯解與表態(tài)，還是最近對賀建奎事件的譴責與調查，“亡羊補牢式實用主義”管理思路對中國科技界國際形象的破壞已毋庸置疑?！跋茸鍪?、后討論”或許曾經為科技快速發(fā)展節(jié)省了時間和成本，但正如此次賀建奎事件所顯示的，科技界與社會良性互動的長期缺位，使得許多原本可以事先協調或規(guī)避的科技問題，卻常常升級為令人嘩然的社會政治事件。

　　二、“邊做事、邊討論”，尋求“社會解決方案”，是發(fā)達國家應對前沿科技風險、打造科技國際領導力的重要手段

　　在處于摸索階段或發(fā)展尚不成熟的前沿科技領域，尋求應對科技發(fā)展不確定性、潛在風險和負面影響的“社會解決方案”，建立令人信服的價值導向，是美英等科技強國塑造區(qū)分“好”與“壞”的科研，確立鑒定“創(chuàng)新”與“越界”標準和話語權，打造科技國際領導力的重要手段。

　　從這些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其科技治理模式經歷了從“先做事、再討論”的“科技界內部解決方案”向“邊做事、邊討論”的“社會解決方案”的轉型。例如，1975年在美國召開的針對重組DNA技術安全性的阿西洛馬會議，常被比作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的前身。此次會議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名律師和記者外，并未向自然科學領域之外的其他學者敞開，更無公眾代表參與。會議達成了“加強行業(yè)自律，謹慎發(fā)展重組DNA技術”的結論，但當時的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前沿生物科技該怎樣發(fā)展應該由科學家思考決定，因此不能接受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對此次會議“閉門”性質的批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30多年后，當美國科學界站在新興的合成生物學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美國生物倫理委員會在調查討論后得出類似阿西洛馬會議“行業(yè)自治”的結論時，克萊格·文特爾(Craig Venter)等行業(yè)領軍科學家卻認為讓科學界自己處理新興科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有失公平”，呼吁來自“社會層面”的管理。CRISPR技術的發(fā)明人之一凱文·艾斯維爾特(Kevin Esvelt)在發(fā)表其研究成果之前就主動聯系相關管理部門和社會組織，尋求對此項技術的預防管理，他至今仍認為對這項技術的“業(yè)內自治”遠遠不夠，在諸多國際會議上呼吁全方位的社會介入。換句話說，經過30多年的發(fā)展，美國科技界已經意識到，面對未知、科學本身不知何去何從之時，要想讓科技平穩(wěn)持續(xù)的發(fā)展，最可靠的途徑是尋求“社會解決方案”，讓社會幫助科技界商議出一個妥善的發(fā)展道路，讓有爭議的科研活動獲得社會和倫理合法性?！斑呑鍪?、邊討論”，公眾溝通與科研并行，已經成為歐美科技發(fā)達國家規(guī)避科研突破可能引發(fā)社會爭議甚至打斷科研進程問題的主要做法。

　　提升科技界與公眾協商交流的能力，是英美等科技強國加強科技治理能力的重要經驗。例如，英國皇家學會自1985年推行“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以來，就一直重視科技界和普通民眾的對話，認為保證科技進展及其發(fā)展意圖對社會的公開透明，是維持社會對科技界信心與信任的基礎。大量研究發(fā)現，引導社會對新科技應用進行良性討論，不僅需要公眾理解科技知識，也要求科技工作者理解公眾及其他利益相關群體的關切點。英國上議院2000年發(fā)布的“第三報告”提出，為了提高科研活動公信度，要以“雙向”“互動”“互惠”的溝通模式來替代簡單的“公眾理解科學”模式。此后，挪威、丹麥、荷蘭等國紛紛采取互動交流模式。在許多國家，為了保證與公眾溝通的效果，科研團隊需公開發(fā)表剔除了專業(yè)名詞的“科普式綜述”。制定以多種方式與利益相關群體及公眾交流的具體計劃，已成為獲得科研資助的必要條件。為實現“科學為社會問題尋求技術解決辦法，社會為科學困惑尋找平穩(wěn)發(fā)展途徑”的良性循環(huán)，與社會溝通的思路、文案與采訪等，已成為歐美大部分大學理工科研究生教育的常規(guī)教學內容。

　　三、中國科技界與社會溝通意識有所增強，但仍需加強能力建設與政策支持

　　《自然》雜志2017年5月份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過去十幾年對中國生物和環(huán)境科技領域的調研發(fā)現，中國科研工作者對科技溝通的態(tài)度有了明顯轉變，對納稅人負責的意識明顯增強;尤其近幾年圍繞轉基因技術和干細胞臨床試驗治療等技術的社會爭論，使得很多科技工作者有意愿提高科研工作透明度，增進公眾對其工作流程的了解。同時，中國一線科技工作者越來越感受到相應壓力，普遍意識到在做好科研工作之余，與社會以及利益相關群體取得相互理解，對于科研工作的公信度以及順利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日益重要。

　　與意識的提升相比，科技界與社會溝通的能力建設顯然還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相應的能力培養(yǎng)與政策支持仍然比較滯后。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和肯特大學2014年在北京、杭州、武漢三地的合作調研顯示，很多生命科學領域的科研人員反映說，他們缺乏與生命倫理學者、病患團體和公眾的溝通渠道，普遍認為自己缺乏與媒體和公眾的交流技巧和能力。很多海歸人員在歐美攻讀學位時才第一次接受了關于科技傳播與媒體溝通的訓練;回國后，即便科研人員希望繼續(xù)“溝通與科研并行”的工作模式，也往往因缺乏相應的要求和激勵機制而擱淺。

　　四、對策建議

　　賀建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已被各方充分討論，但事件引發(fā)的科技管理問題討論才剛剛開始。2018年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峰會組委會重申了人類胚胎基因編輯臨床試驗技術尚未成熟的業(yè)界共識，同時提出各國應啟動關于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組編輯臨床轉化類研究(translational pathway)指導文件的起草，比如鑒定前臨床試驗、編輯準確度的標準、對執(zhí)業(yè)人員能力的評估標準及對行業(yè)規(guī)范的監(jiān)督等。組委會聲明中還特別提到這些標準的制定需要有病人及病患團體等社會組織的緊密合作(strong partnership)。

　　當中國科技界越來越多進入開拓性研究領域時，“亡羊補牢式實用主義”的治理思路已不能滿足科技事業(yè)發(fā)展要求。賀建奎事件之后，管理部門需要直面的問題不僅僅是如何消除不負責任個案的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此類核心技術上形成既符合社會整體價值導向，又有前瞻性、引導性的行業(yè)準則。在此過程中，從科研人員到管理部門亟需全面擺脫“先做事、后討論”的傳統思維，在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和討論中形成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價值導向，并以此積極參與國際科技治理，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治理中的話語權和領導力。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加強有關工作部署。

　　一是加強對“邊做事、邊討論”意識的培養(yǎng)和能力建設。管理部門和科技工作者要更重視與社會(不只泛指公眾，還包括倫理學者、社會科學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病患等特殊利益群體等)的雙向溝通和理解，把“邊做事、邊討論”理念貫穿整個科研過程。建議高校逐步將科技倫理、科研規(guī)范、負責任研究與創(chuàng)新、公眾溝通技巧等內容融入理工科研究生教學工作，科研機構把相關內容納入科研人員和科技管理人員的職業(yè)培訓。

　　二是在科技計劃項目評審中增設社會倫理影響自我評估內容。各國經驗表明，科研基金在要求上的細微改變會對科研人員調整其研究行為和思維模式起到顯著的杠桿作用。建議各級財政科技計劃項目明確規(guī)定，課題承擔人要將科研成果轉化的構思以及相應會產生的正面和負面社會倫理影響(以及合理的應對手段)作為課題申報和結題報告的一部分。

　　三是加強對公眾倫理關切點的監(jiān)測研究。掌握公眾對科技態(tài)度的變化趨勢，是將科技管理“應急式”升級為有前瞻性的“預案式”治理模式的堅實基礎。應建立相應的調查監(jiān)測系統，從定量和定性兩方面對公眾對科技發(fā)展的態(tài)度和具體關切點定期監(jiān)測研究。

　　四是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跨學科交流和經驗借鑒。建立對科技倫理治理問題的國內外跨學科交流機制。定期組織國內外科學家與公眾溝通專家、危機干預專家、社會學者、倫理學家及媒體從業(yè)人員，就科技倫理前沿議題及國內外治理經驗教訓等進行研討、座談和交流。

　　五是積極參與國際科技倫理治理，樹立中國話語權。在積極融入國際社會、遵循國際通行規(guī)則的同時，樹立中國在科技發(fā)展和科技倫理方面的“話語權”。建議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我國科研人員及科技倫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走出去，參與國際科技倫理前沿問題的討論、交流和合作研究;鼓勵和支持他們積極參與相關國際組織工作，參與國際標準和規(guī)范制定，更多在國際刊物和媒體上發(fā)聲，在國際舞臺上展現中國科技實力的同時，更多展現負責任的科技大國形象。